18年来,周彤的母亲一直在为女儿的清白四处奔走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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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8月,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,13岁的周彤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。强奸的幕后策划者,是他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。很快,周志章、王娟和荆勤守都被判刑。荆勤守被判嫖宿幼女罪,这意味着从法律层面上,周彤的遭遇被认定的不是被强奸,而是“自愿进行卖淫”。她的母亲希望通过继续申诉,改变这一局面。
曾被至亲出卖,给周彤的生活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创伤。她会独自在家,冲着空气喊叫,以宣泄掉内心的冤屈。她的母亲张霞也备受打击,愧疚令她不停奔走。
不论对女儿还是母亲,这都是一场漫长的心理重建。如今周彤32岁了,她穿过婚纱,也当了母亲,开始尝试与世界和解,母女因此事被摧毁的人生废墟上,现出了些许生机。
4月19日,在30平的公租房里,在母亲的陪伴下,周彤开口讲述她的伤痛与求生。
*文章来源: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
不断被打破的平静
18年来,妈妈为帮我申诉,常年奔波于北京和长春之间。
有很多次,我想对她说:要不算了,都这么多年了,告不赢的。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我心里有巨大的不甘。每次母亲尝试申诉,需要我出面的地方,虽不情愿,我还是会参与。每次希望升起来,最后又都以失望告终。日复一日,均是如此。
2005年8月,我14岁,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,我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。事后我了解到,这场强奸的幕后策划者,是我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。之后,周志章和王娟又两次把我卖到洗浴中心,让我经历了一生难忘的黑暗生活。
事发一年后,妈妈配合警方,抓获了王娟、周志章和荆勤守三人。又过一年,2007年7月11日,妈妈拿到两份判决书:王娟和周志章因介绍、容留卖淫罪,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;荆勤守因嫖宿幼女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
嫖宿幼女罪的构成要件,是具备有效同意,这意味着我经历的那场噩梦,不是强奸,而是“自愿进行卖淫”。这个判决在之后的18年,让我和我的家庭在泥潭中越陷越深。
“我孩子怎么会卖淫呢?”不久前,家里来了记者,妈妈试图用自己的逻辑,说服对方相信我的清白。
她会给对方提起我爱干净的性格,提醒对方我说话的方式,文绉绉的,“我们彤儿,之前学习可好了。”还有强调我们家曾经的富裕——我在小学时,世纪之初,就拥有了一部手机。
她只要接到话茬,就会滔滔不绝地描述。我有时候听得尴尬,只想逃走。
我曾对妈妈带律师或记者来见我这件事,感到无比恐惧。想到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暴露,进而影响到现在的生活,一种强烈的恐惧感,就会从胃里翻涌出来。
更加难过的是问答环节,不论是问起我的过往,还是当下的生活,我都止不住大哭。我的生活是经不起细想的。
2005年那段黑暗的日子,我从来不会主动回忆,那些记忆只会在噩梦到来时,把我吓醒。每当我述说它们,那个逼真的场景,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。有时我会害怕得必须用口罩遮住眼睛,不断揉乱头发,才能保持当下的现实感——那件事已经非常遥远了。
几次问答,妈妈都在不远处陪着我。她不敢打扰我跟律师记者们的对话,就给自己找些活干,收拾旧衣服,扫地抹桌,或是整理冰箱里的饭菜。听见我失声大哭,她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,小跑过来,抱着我的头,一边摸我的头发,一边说:“大宝贝儿,咱不哭,人家是来帮咱的。”
这些会面,我会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。对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,我就跟妈妈说,我想回家。如果他们放我走,我再接着问妈妈,是不是下次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?直到妈妈回复,“嗯呐,再也不会了。”我才安心离开。只是没过多久,又会有人找上门来。
起初我不解,我的日子正在逐步回到正轨,妈妈为什么要不断打破我的平静。
2013年,经同学介绍,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他长相平平,大我9岁,手上有遗传病留下的大块瘢痕,没有正式职业,偶尔去饭店帮忙送货。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里,我坐在椅子上不说话,他静静地坐在旁边陪着我沉默。2小时,我们两人没有任何交流,到了下午,他向我道别回家。
不久,这个男人向我求婚,我答应了。他是个能让我感到安心的男人,他从不问我的过去。
婚礼是妈妈筹办的,在当地的小酒楼里,总共请了十一桌人。继父家的亲戚请了四桌,妈妈家这边请了七桌。我穿上妈妈挑的白色婚纱,站在台子上,跟男人完成了仪式。
婚后一年,在产房,我生下儿子毛毛。如今毛毛已经开始上小学一年级,吃饭时他会主动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。
有一次他放学回来,突然扑过来,抱着我说:“妈妈,我爱你。”儿子软乎乎的小脸蹭着我的脖子,我心里顿时炸出了“欣喜”的感觉,那是我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正向情绪。
婚姻和孩子给我带来了很大改变。我丈夫老实又顾家,每天出门赚钱,按时回家做饭和接送孩子。闲下来时他就呆在家里看看电视,我就在不远处的卧室躺着,听到电视传来微弱的声音,我知道,他是在陪着我。
现在我的生活里只能容纳3个人:妈妈、丈夫和孩子,其他人我都拒不来往。
但即使是最亲的人,我也难以亲近他们。
毛毛不到一岁的时候,我就跟他分床睡了。我和我丈夫说,“你把毛毛接去跟你睡吧,我只能一个人睡”。丈夫没有多问,把毛毛接去跟他睡在另一间卧室,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跟孩子躺在一起过。我害怕跟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感觉,即便那个人是我丈夫和儿子。
我也想承担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,我努力去接送孩子,但是成功的次数极其有限。
我无法跟陌生人接触,送孩子去学校时,校门口很拥挤,来来往往都是接送孩子的家长们。每次这些陌生人碰到我,或者只是跟我擦肩而过,我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紧绷,肩膀紧缩,有时候我要闭着眼睛,平复很久才能缓过劲来。
出门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。非要出门,我会提前计划好。有时我会提前两天做好心理准备,临到要走,我就看着那道通往外界的门,心想:我可不可以不出去呢?十次中有九次,我告诉自己,没必要。最后,我又索性躺回床上。
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床上。多数时候我闭着眼睛,如果有点力气,我就睁眼看看天花板。心情特别不错的时候,我也会刷手机,看看新闻,或是看一些玄幻小说,比如《盗墓笔记》,但这种情况很罕见。大部分时间,我就是躺在床上,什么也不做,一躺躺一天。
我躺下的这些年,跟我来往过的人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。我再也没有交过新的朋友,跟小学同学我也只是在微信上聊天,从不见面。每当他们试图约我出去,我就说:“不去,在睡觉”。久而久之,他们知道,我是一个喜欢睡觉、很少出去的人。对他们来说,睡觉是我的爱好。
跟家里的亲戚,我也不来往。我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舅舅,前几天,我去我妈妈家,她想叫舅舅开车把我送回家,我立即拒绝了,夺门而出。我妈知道我的脾气,没多劝我,只是在门口对我喊:“我把打车钱转你,注意安全。”
我头也没回地走了,我无法想象和舅舅在单独在车上的场景,他一定会对我说话。太可怕了。我只想打一个陌生人开的车,立即回家躺着。
有了丈夫和孩子之后,我开始对平静的生活有了一种眷恋,不想再去打破。可妈妈却不断用申诉这件事,把我带回到当初的场景。
不久前我才意识到,故事还有另一面。妈妈觉得对我愧疚,她想为我做些什么。申诉是她在照顾我情绪,维持我的生活之外,能帮到我的另一件事。她在用这件事赎罪。
我和妈妈都是受害者
2005年9月,东北的气温开始下降。妈妈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回来后,我一直用被子裹着自己,沉默地把自己封锁在床上。
大概过了十几天,我积攒了足够的安全感,再加上妈妈一直抱着我,哄我。我告诉了妈妈我所经历的一切。
妈妈听完没有说话。那天晚上,她想从我们住的骑楼上跳下去。
继父把妈妈拽了回来,他安抚悲痛欲绝的妈妈,说:“你可不能想不开啊。彤儿没了你可怎么办?你可是她妈妈啊!”十几年后,当继父身患肺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弥留之际,他抓着妈妈的手,说了同样的话。
很长一段时间,我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糟糕。
我常觉得她疏于对我的关爱,也不能体察我的心情。在跟她的一次次争吵中,我慢慢拼凑出她的生活,才开始逐渐理解她。
有一次,妈妈从朋友那里,给我找了一份工作,宾馆前台,月薪3000元。我很愤怒,差点想打她。那天,她话音刚落,我就大吼:“你嫌我不够丢人,你让别人看我舒服啊!”我控制不住怒火,直呼妈妈大名:“张霞!”
我当时想的是,她怎么能够为了3000元,让我每天对陌生人迎来送往,难道她看不见我对陌生人有多么排斥吗?
我经常在家毫无理由地尖叫、大喊。像有一股无名怒火要撑破我胸口。又有一次,我忍不住对妈妈大吼,她对我说:“大宝贝儿,你妈有脑梗,你再吼,你妈死了,你该怎么办?”我才知道她有脑梗。后来我知道,不仅是脑梗,她还身患多种慢性疾病,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神经病变。
还有一次,我觉得日子到了头,向她要钱,她不给,我们吵了起来。吵到激动处,她把在北京申诉时的住所拍给我看。
屏幕里,黢黑一片。那是一个昏暗的五人间,40元一个床位,没有家具。妈妈举着手机,拍着这个残破的房间。
妈妈从2007年开始为我申诉,这之后她的生活水平一路滑落。
她卖掉了房子,租住在每月房租四百元的公租房里。去北京申诉,几乎很少吃饭,有时候一个馒头就撑一整天,问起,她就说,有糖尿病吃不下去。她缩减开销,衣服也只穿我剩下的。
妈妈总是自责。不止一次对我和他人说起,她总觉得整件事是她引起的:如果当初离婚时她没有答应把我判给父亲,18年前她就有理由拒绝让我去亲生父亲家,我就不会被强奸;如果第一次她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出来时,就坚持让我跟她回家,我就不会第二次被卖去洗浴中心。
“妈再也不撒手了。”她经常说起这句话。
最近这次妈妈回来,我明显发现她变老了。脸上多了不少褶子,走路也不稳,只能摇摇晃晃地挪动。
我总看见她在吃药,说不清有多少种。被我发现,她就自嘲,“妈现在是个药坛子了。”我很想跟她说句对不起。如果没有我,她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,她本是个爱笑、幸福的女人。
我以前觉得,2005年那场伤害中的受害人只有我,这些年逐渐明白,还有一个人,受着跟我近乎同等的伤害。我的妈妈,张霞。
遭遇不幸后,我身心留下了永久的创伤,妈妈都看在眼里。
刚结婚那会,有一次我躺在床上,突然怒火中烧,大喊了出来,丈夫听到后,问我妈妈:“你女儿是不是有病?”我妈跟他说:“没有,她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”
妈妈和我默契地向我的丈夫保守着秘密。
反抗、沉默与爱
世纪之交的长春,经历了下岗潮的工人,挣扎在生存线边缘。一些女性下岗工人无奈之下被迫从事色情行当,这在当时并不少见。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,至少就有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,其中多数店面,都提供性服务。
有不少小姐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家人,正在从事性服务。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,性服务已经司空见惯了。
我们家庭条件不错,继父在石油公司上班,妈妈卖水果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小学期间我寄住在老师家,老师照顾我吃饭起居,辅导我写作业。我的成绩也不错,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五。我们一家本本分分,本应该跟性产业沾不上边的。厄运不知道为什么找上了我。
在小升初那个漫长的暑假,有一天,生父周志章给我打电话,他说:“听说你初中就要去住校了,爸爸以后很少再见到你,你去我那里陪我呆几天吧,爸爸想你。”
挂了电话,我给我妈打过去,问能不能去,我妈同意了,只叫我路上小心。
我不叫他爸爸,我叫他周志章,每次叫这个名字,我都牙根痒痒。
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,妈妈跟我生父周志章协议离婚了。爷爷再三央求下,妈妈同意让周志章抚养我,他家那时倒腾粮食,比较富裕,妈妈以为我跟着他生活会变好。事实证明,爷爷奶奶待我很好,周志章对我却非常残暴。
和周志章住在一起时,他几乎每天都打我,有时是喝醉了打我,有时没有理由,看见就打。久而久之,我形成了惯性,他一抬手,我就抱着自己,开始发抖。
恐惧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。和妈妈一起生活后,周志章每周都要来找我,每次他说要来,我都告诉妈妈,我愿意。我怕我不同意,他又要打我。
我承认,当时我对周志章不只是简单的趋利避害的恐惧,还有被血缘强加的复杂的依恋。爷爷去世后,周志章没了工作,我经常担心他过得好不好。有一次,我继父给我零花钱,我给周志章送去了,回来后妈妈骂了我一顿。我跟继父和妈妈在吃饭,看见眼前丰盛的菜肴,忍不住哭出来,求他们给周志章送去一点。
图 | 周志章家原先的位置,现已被拆除
2005年暑假里的那天,天气很好,我穿了一套运动服,收拾得干净利索。不一会,周志章来接我,路上,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。他说一句,我就立即回应他。我知道,我不快速回应,就会被打。
很快我们就到了他的住所,距离妈妈家不到10分钟路程的一处平房里,大通间,家具很少。我去到那里住了下来,每天我坐在床上看电视,周志章在不远处喝酒,他的女友王娟也在。
相处了一周后。有一天我独自在家,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,一进门就开始撕我的衣服,我激烈反抗,跟他扭打,不论是推他还是踹他,都没有用,我太小了,我力气根本不够。我也叫,没有人回应我。他掐住我的脖子,威胁我:“再喊就打死你。”我尖叫:“不要靠近我。”
但完全没有用,后来我绝望了,僵在床上,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:活下去。我身体上感受到疼,很疼很疼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男人走了。等我恢复理智的时候,发现自己正蜷缩在床靠着墙的角落里。
周志章跟王娟回来,周志章恶狠狠地说:“你以后不要回你妈那里去了,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,我就杀了你和你妈。”
这让我突然意识到,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灾难,周志章——我的生父是知情甚至同意的。我好恨他,想对他说,“你怎么能这样,你是我亲生父亲啊!“当时我说不出口,我怕他打我。
过了几天,王娟说要带我出门。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,还心存侥幸地想,她应该是带我回妈妈家,一切都结束了。但车子到达目的不是妈妈家,是一家叫清水洞的洗浴中心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,房间里很黑,只有一张床。
刚开始时,我疯狂捶门、大喊,以及反抗,都没用。
期间周志章来洗浴中心看过我几次,向我要钱。我告诉他,我身上没有钱。我说,我要联系妈妈,他不让。
那是2005年8月,我13岁,身高只有一米四。
在洗浴中心,我每天都想着,我要活下去,我要给妈妈打电话。
一次,趁看守不注意,我拿到手机,拨通了妈妈的电话,“妈妈,救我。”话音未落,手机就被夺走挂断了。
妈妈又打回来,从接电话的年轻男子口中问到我所在的洗浴中心名字。她去派出所报案,在一名民警的帮助下把我救了出来。
民警把我从黑屋子里接出来时,我穿着洗浴中心给的吊带裙。妈妈见到我,一把把我抱进怀里,哭着问我,“咋回事,你咋会到这里来了?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抱着她哭。
民警对我妈说,“你把孩子领走吧。”妈妈点了点头,对我说:“大宝贝儿,走,跟妈回家。”
我退却了,告诉妈妈,我得回“爸爸”那里去。
妈妈不理解,问我为什么,我又对她说了一遍:“我得回爸爸那里去。”
我想起了周志章对我的威胁,他警告我:“你不能回家,否则我杀了你和你妈。”
其实有一个瞬间,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妈妈实情。但没有说出口。
我脑子里不断闪回周志章打我时的场景,他打人都是下死手,以妈妈不到一米五的个头,根本保护不了我。我只有乖乖回到周志章那里,才能保证妈妈的安全。
妈妈看我那时特别笃定的样子,很无奈,但她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。“好吧。”说罢,妈妈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,载着我,又往周志章的家中去。
那时是8月,夏天最热的时候,我坐在自行车后座,披着妈妈给我的衣服,却感到彻骨的寒意。路上,我抱着妈妈,自欺欺人地想:“一切都结束了。只要我回去乖乖听爸爸的话,就都好了。”
洗浴中心离周志章家不远,很快,我们回到了那间租屋。听到敲门声,周志章应声出来开门。他见到妈妈,伸手就要打,用脏话骂她:“你他妈上这儿来干啥来了?”妈妈跟周志章离婚之前就经常打架,妈妈是被周志章打跑的。
那天晚上把我送回去之后,妈妈就蹲在平房外不远处的墙角,等到早上6点才回家。
回到那个破烂的平房,周志章继续威胁我,“不听话就弄死”。我竟然也认为,只要乖乖听话,我就安全了。但紧接着,我又被卖到“新圣洁洗浴中心”。
妈妈一直没有放弃给我的手机打电话。2005年9月2日,电话突然打通了,是一个年轻男人接的,我妈假称自己是小姐,要找工作,套出了洗浴中心的名字。她再度报了案,带着警察去找我。
洗浴中心的人起初说,没有我这样一个人。我妈妈对领班又是下跪,又是磕头,他们才同意把我放出来。
从那以后,我开始躺在床上,不想见任何人,包括我妈妈。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,觉得全世界都会伤害我。只有在床上,那块狭小的空间里,我才能够感到安全。
妈妈起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她对真相很执着,隔三差五过来问我,对我说:“你别害怕,妈不打你也不骂你,你给妈说实话,咋回事。”我没有说话,还想着周志章的威胁。
我想保护妈妈,在心里盘算着:就让这件事过了吧,不要再提了,以后我乖乖听话,就能平安,妈妈也不会有事。
过了几天,妈妈对我的沉默有些心焦,她坐到床边,抱着我的脑袋,一边顺我的头发,一边跟我说:“大宝贝儿,你愿意做小姐就去吧,但你要和妈说实话。”
我什么都不敢说,心里委屈得落下泪来。
*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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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| 李 由
编辑 | 苑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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